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既植根中國土壤、彰顯中國智慧，又積極借鑒和吸收人類政治文明優秀成果。如何向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準確地描述、介紹該項制度，是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指示要求的重要板塊。
一、作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特色的政治協商
政治協商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重要形式，是凝聚智慧、增進共識、促進科學民主決策的重要途徑。其中，
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直接開展的協商，簡稱政黨協商;中國共產黨在人民政協同各民主黨派和各界代表人士開展的協商，簡稱人民政協政治協商。
以政黨協商為例，中國共產黨同民主黨派主要就中國共產黨全國和地方各級代表大會、黨中央以及地方黨委有關重要文件的制定、修改;憲法的修改建議，有關重要法律的制定、修改建議，有關重要地方性法規的制定、修改建議;關系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有關重大問題;換屆時人大常委會、政府、政協領導班子成員和監察委員會主任、法院院長、檢察院檢察長的建議人選;關系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的重大問題等進行協商。政黨協商有會議協商、約談協商、書面協商三種形式。中共中央每年委托民主黨派中央就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開展重點考察調研，支持民主黨派中央結合自身特色開展經常性考察調研。有關部門向民主黨派中央提供相關材料，組織專題報告會和情況通報會，邀請民主黨派列席相關工作會議、參加專項調研和檢查督導工作。
實踐證明，政治協商充分體現了新型政黨制度的優勢，展現了新型政黨制度運行機制的特有效能——既照顧好同盟者利益，又促進政黨關系和諧。十八大以來，政治協商既確保了國家重大決策更加科學、民主，又積極推動了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顯著成效。
二、用倫理學辯護政治協商的現實必要性
西方現代民主政治在自身理論建設上十分重視論證其倫理學基礎。綜合來看，西方政治倫理理論的發展脈絡主要包括自由主義政治倫理觀、保守主義政治倫理觀以及社群主義政治倫理觀，且均形成了各自較為成熟的內容體系。其中，功利主義學說的影響最為深遠。在政治領域，功利主義贊成將民主作為使政府利益與公眾利益取得一致的一種方法，認為每個人的最大自由和其他人的同等自由是一致的。雖然，就西方民主政治的實踐來看，功利主義容易流入保守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的窠臼，但功利主義至今仍是西方社會熟悉的理解現代民主政治的基本進路與框架。
客觀地來看，目前我國理論界缺乏對于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倫理學辯護，沒有在本體論上做更進一步的討論。以政治協商為例，我國理論界的關注點在于中國新型政黨制度與協商民主的關聯性，并從兩個維度進行研究。其一，是協商民主和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內在關聯。其二，是發展協商民主的路徑。事實上，這兩個維度未跳脫認識論的范疇，沒有去觸及政治協商本身的理論構成，更遑論從優勢論上去為政治協商作辯護。誠如有的學者所指出，我國理論界對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現有研究成果仍存在一定不足：與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實踐發展不相匹配，與中國新型政黨制度話語權構建的緊迫需求不相適應，學理性和系統性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
當前，我國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外部復雜環境。在意識形態領域，西方國家對于我國基本政治制度攻訐方興未艾，其宣傳混淆視聽的能力不容我們掉以輕心。梳理西方國家輿論的有關聲音，我們不難發現：其對于我國基本政治制度的批判往往以故意制造、炒作新聞熱點為切入，通過放大現實問題的手段來逐步引向倫理學批判，從而為其標榜的所謂“普世價值”增光添彩，陷我國于被動之中，在輿論戰中對我國形成壓制態勢。因此，用倫理學的理論工具為我國新型政黨制度辯護將是今后一個階段內，我國與西方國家在意識形態領域進行斗爭的一項緊要任務。
三、政治協商是全面統籌最廣大人民利益的有力保證
功利主義的原則系：人的本性是避苦求樂的，人的行為受功利支配，追求功利就是追求幸福;而對于社會或政府來說，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是基本職能。從語義上來看，利益指向人需要用來滿足的自身欲望的物質，幸福體現的是人得到滿足后的喜悅心里情緒。由此，在概念范疇中，利益與幸福形成了時間上的先后順序，是同一個變化發展過程的不同階段。換言之，利益與幸福在本文的語境中系等值。
與西方國家常見的政黨競爭、輪流坐莊存在本質區別的是，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否定資本邏輯基礎之上的政黨競爭與代表制度，而堅持并完善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的整體性代表制度。進一步說，整體性代表制度是在利益關系，從而在政治關系上實現了整合的代表制度。不是社會中不存在矛盾與沖突，不是各種利益關系自然而然地總是處于和諧狀態，而是在新型政黨制度規范下各個政黨共同面對這些問題，依照各自職能定位合作解決這些問題。在政治生活實踐中，抓主要矛盾的問題導向機制，是整體性代表制度的活力所在。主要矛盾是反映人民群眾普遍要求的根本性問題，執政黨和參政黨共同面對與解決這些主要問題，就是實現了利益整合。
實踐證明，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在運行過程中始終注重發揮政治協商作用，有利于形成比較一致的對于發展、穩定和改革的社會共識，有利于維系經濟發展所需的社會秩序穩定，有效動員社會的各種資源以全面推進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在此過程中，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所代表的各自社會界別的利益訴求，經由中國共產黨匯總后統籌形成決策依據基礎，從國家發展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高度為中國提供了“最大限度凝心聚力并形成統一意志和行動，集中精力辦成大事情”的制度空間和組織空間，真正實現功利主義理想中“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钡恼毮苣繕�，體現了古老偉大的中國智慧。公允而言，放眼西方世界，其走入激烈內卷的政黨競爭范式早已不能承載其本國廣大普通民眾的利益與幸福指望。相比較之下，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中政治協商的制度先進性毋庸西方國家置喙。
四、政治協商是有效提高我國社會幸福度的康莊大道
功利主義衍生出的福利經濟學認為，一個人的福利是他所感到的滿足的總和，社會福利則是各個人的福利的總和。同時，社會福利關系到社會幸福度，也已是婦孺皆知的不爭事實。根據聯合國發布的《2021年全球幸福指數排行榜》，我國在新冠全球疫情的大背景下依然排名明顯上升，成績斐然。不僅如此，我國在取得“十三五”優異成績的基礎上，又實現了“十四五”良好開局，經濟增長國際領先，經濟實力顯著增強;國民經濟持續恢復，主要預期目標全面實現;創新動能有效增強，工業制造業較快增長;外貿外資快速增長，對外開放不斷擴大;經濟體制改革繼續深化，發展活力進一步激發;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群眾獲得感增強。這無疑為我國下一階段社會福利水平的提高與幸福指數的提升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指出，上層建筑可以反作用于經濟基礎。試想，如果沒有正確的基本政治制度在保駕護航，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怎么可能取得上述長足發展?就此，有學者基于制度效能和制度成本的分析框架指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成本低、效率高，具有西方政黨制度不可比擬的優勢。有學者進一步指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合作緊密結合起來，形成了強大的整合功能�？傊�，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在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整合須臾不可離開溝通的支持。政治協商正起到了這樣的作用。政治協商不僅是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重要形式，也是凝聚智慧、增進共識、促進科學民主決策的重要途徑。政治協商的展開系圍繞中心、服務大局，聚焦凝聚共識，通過政治協商求同存異、聚同化異，在根本問題、重大問題上統一認識，把各方面力量緊密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周圍，推動形成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合力。環顧全球，立足于福利經濟學的視野，政治協商在我國所產生的現實功效又豈能是西方現代民主的“陳詞濫調”在西方國家的無所作為所能比肩?兩者之間，真可謂云泥之別，高下立判。
(本文獲2022年民建中央重點理論研究課題優秀成果三等獎)